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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金瓶梅里的清河县到底在哪里?
帖子发表于 : 2011-09-03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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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叙事地点的真相

要分辨虚构情节和写实情节

李洪政


《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写:“那时,山东省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武松因思想哥哥武大,“来到清河县地方”。在景阳岗打虎后,“清河县知县使人来,接到县内厅上。”从此他就在清河县里担任了巡捕都头,武大也因生活原因来到清河县,于是《金瓶梅》故事就在清河县里展开了。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是从《水浒传》借来的,奇怪了,《水浒传》明明说武大是清河人,《金瓶梅》为什么变成阳谷人了。《水浒传》写武松来到阳谷县景阳岗,打虎后接到阳谷县衙;而《金瓶梅》则说“清河县知县使人来,接到县内厅上。”由此看来,《金瓶梅》把景阳岗也由阳谷县搬到清河县了,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金瓶梅》既然借用了武大的故事,为什么又要改变出生地和故事叙述的地点呢?这只能说明作者不是为了写武大的故事而写作《金瓶梅》,他只是借用武大的故事来写作自己的故事,是为我所用,不是照抄不变,他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同时表明阳谷县及其附近不符合他的写作需要,所以才将叙事地点改变为“清河”。清河是历史地名,今属河北省,明朝时期没有河北省的建制,它属于北京广平府。可见,《金瓶梅》所写的“清河”不是真正的清河。为了区别起见,今后本文加引号的地名就代表故事中的地名,不加引号的地名才代表实际地名。“清河”是虚构的地名,是代名词,它究竟代表哪里呢?且看故事是怎样写的。

一、 “清河”的真相

《金瓶梅》第一回清河知县对武松说:阳谷县与清河县“只在咫尺” 。这一说法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合,两者相距300里,怎么能是“只在咫尺”呢?显然这是虚构的说法。第10回有“东平府清河县”的说法,其他处还有“东平一府两县”的说法,指的是东平府管辖阳谷与清河两个县。这些说法也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明朝洪武初期东平虽然为府,七年就降为东平州,隶属于山东省兖州府;东平州有六个县,阳谷县是其中之一,没有清河县。东平位于山东省的南部,与清河县之间还隔着一个东昌府,清河县怎么能隶属东平州或东平府呢?这些说法不仅证明“清河”是代名词,而且“东平府清河县”的说法也是虚构的,“东平府”也是代名词。因为故事明明说阳谷县与清河县“只在咫尺”,既然如此何必要把故事的叙事地点由《水浒传》所写的阳谷县改变成清河县呢?要知道只有这样改变研究者才不会把“东平府”当成真实的东平府,这应该是作者把《水浒传》写的阳谷县改变成清河县的写作意图。这就说明“东平府清河县”整个说法都是某地的代名词,这个某地究竟是哪里呢?第一回“清河”知县对武松说的“河东水西”四字就能表明此地的真相,故事写“清河”知县对武松说:“我今日就参你在我这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专一河东水西擒拿贼盗”,《水浒传》没有“河东水西”这一句。第95回再次写到“河东水西”,说“清河”周守备“河东水西,捉拿强盗贼情”。可见作者想通过这一说法为“清河”定位,“河”应该指的是黄河,连运河历来都被称为“漕”,其他河就更不应该简称河。但“河东”一词的含义模糊,很难确定是哪里,因为黄河整体与凸的上半截形状类似,黄河之东的山西可以说是“河东”,宁夏和内蒙古也有部分区域处于“河东”。但是,作者既然特别给借来的《水浒传》故事情节加上“河东水西”这句话,就说明他想借此表现“清河”的真相。可见“清河”绝对不会是山西、宁夏和内蒙古等任何地方,它究竟是哪里呢?第91回的描写很明确,不会有争议,让我们我们先看看第91回是怎样说的罢!

(一)位于黄河以南,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就是枣强

第91回写媒婆陶妈妈对孟玉楼说:李衙内“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枣强县人氏,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这一说法表明故事所说的黄河离枣强要在六百里以上,不到七百里,这样就肯定了当时黄河的位置。据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版的《辞海》2058页记载:“明朝万历初,潘季驯治河功成,把金元以来黄河东出徐州由泗夺淮的主流固定下来,成为下游唯一的河道。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后面我们将证明:作品所写的黄河正是万历年间的黄河,那时黄河下游唯一的黄河河道就是徐州黄河。可见《金瓶梅》所写的黄河就是徐州的黄河。如果在地图上以枣强为中心,并按地图比例以六百里为半径画弧,这弧与运河相交处正好在徐州沛县境内;如果以七百里为半径画弧,这弧与运河相交处正好在徐州黄河北边不远,南岸就是徐州城。可见第91回写的情节是写实的,只不过媒婆害怕孟玉楼会因为离的太远而不答应再嫁,故意把距离缩短了些,这样写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由于徐州离黄河的距离只有几十里,对比六七百里当然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媒婆不说这段距离。既然第91回的写法是写实的,只有写实的情节才能反映故事的真相,所以通过它我们就能发现“清河”实是徐州。《辞海》1043页有明朝运河图,可作理解故事情节的参考,故附图如下:

枣强现在属于河北省,清河现在也属于河北省,二者距离不到100里,明朝时期它们之间没有黄河,第91回故事的描写证明“清河”不可能是实际的清河。当时徐州隶属南京,不隶属山东省。但是《金瓶梅》却说徐州是“山东八府”之一,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是虚构的,虚构的说法不能作为判断真相的依据。万历年间山东省全部城市都在黄河以北,不仅东平州的任何属县,山东省的任何县市也都不可能是“清河”。知道故事所说的黄河是徐州的黄河,前边说的“河东水西”就好解释了。

(二)“河东水西”的真相

由潼关到徐州的黄河是西东流向的,既然上述《辞海》记载:“黄河东出徐州”,则徐州必然位于东西流向的黄河下游的最东端,岂不是“河东”;既然《辞海》记载:出徐州“由泗夺淮”,则徐州城必然处在南北流向的泗水之西,岂不是“水西”。可见“河东水西”指的只能是徐州。这一解释中的“河”指黄河,“水”指泗水,泗水在明朝被用作运河的一部分,根据黄河和运河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任何其他小河小水可靠的多。这与上一小节所得结论完全一致,相得益彰,更加令人信服。

(三)在徐州洪旁边,离新河口码头不远

第47回写:苗天秀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但见一派水光,十分险恶。万里长洪水似倾,东流海岛若雷鸣,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谁不惊。”故事写家人苗青与船公勾结谋害苗员外,“是夜天气阴黑……苗天秀从梦中惊醒……被陈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荡里。”苗员外的安童“乞翁八一闷棍打落水中”。次日,安童为渔翁所救,随渔翁生活。一日在新河口卖鱼,发现贼人,告到“清河”提刑院,差缉捕公人“前至新河口,把陈三、翁八获住”。

从故事情节看,苗员外在徐州洪遇害,安童在徐州洪被救,随后安童又在新河口发现贼人,可见新河口离徐州洪不远。再者,从安童从新河口发现贼人,再到“清河”提刑院告状,提刑院再派缉捕公人“前至新河口,把陈三、翁八获住”,都是在一天内完成,可见新河口也离“清河”不远。历史事实表明新河口和徐州洪都在徐州附近:徐州洪是运河上著名的一段河道,它就在当年徐州城东南约2里处,又称百步洪,今鸡嘴坝显红岛附近;新河口是万历11年新开的黄河流入运河的河口。据《明史》卷81和《神宗实录》卷135记载:隆庆年间,黄河口原在徐州城北四十多里的垞城,因为垞城口淤塞,万历11年“郎中陈瑛,移黄河口于垞城东八里”,名新河口。垞城和新河口都在徐州境域内,归属徐州管辖。清朝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徐州判官官署“上河厅驻新河口”。由此可见第47回的故事情节固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反映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徐州的历史事实真相,可以证明故事中的“清河”实是徐州。请注意,明朝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记载的上河厅在垞城,那是因为当时新河口还没有出现。由此可见,《金瓶梅》写作第47回的时间应该在万历11年之后,否则不会写到新河口。一般说来,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写作小说应该是大致连续的,如果从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估计,第一回的写作时间应该在万历六年左右。那时黄河下游唯一的黄河河道就是徐州黄河,山东省的全部城市都在徐州黄河以北,新河口是黄河与运河新的交汇口,当然不可能在山东境内,著名的“徐州洪”更不可能在山东境内。可见第47、48回写的“清河”只能是徐州,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具备徐州这样的地理环境。第49回写:由于蔡御史舡到,“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徐州离新河口的距离的确不到五十里,完全符合。

(四)“南河南徙,淤沙无水”

第68回写治水郎中安进士对西门庆说:“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南河”在哪里?“南河南徙”造成哪里“淤沙无水”?第69回对此作了提示,它写西门庆差人“即去南河……怀庆府”那里,“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这就说明“南河”在河南怀庆府附近。这符合历史事实,怀庆府就在黄河旁边,据《辞海》“南河”条记载:潼关以下西东流向的一段黄河古称“南河”。由此看来,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所谓黄河南徙指的就是黄河在徐州上游某处决堤,黄河冲出原有河道。据《明史》卷83记载:明朝总河尚书朱衡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如果黄河“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按: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涸。”这说明黄河南徙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徐州,它的严重性就在于会造成徐州“二洪涸”。徐州“二洪”是明朝京杭大运河最危险的两段河道,它们的干涸会造成明朝经济大动脉运河的断流。这当然是极为严重的事件,将影响国计民生。据《明史》卷84、85记载,万历24年秋历史上的确发生了黄河南徙事件,万历25年“二洪告涸,运道阻塞。”万历28年“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塞。”万历29年“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可见此次黄河南徙事件持续将近十年,所以安进士才会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第100回写韩爱姐 “来到徐州地方”,与他二叔一起往湖州寻爹娘去,“那韩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将到淮安上船”,“迤逦望江南湖州来”。奇怪了,既然是从徐州出发为什么不在徐州上船呢?不言而喻,这说明徐州运河“淤沙无水”不通航。从上述《明史》记载看这写的应该是万历29年的情况:徐邳间“商贾舟胶沙上”,虽然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还是只能“将到淮安上船”。由此可见,《金瓶梅》所写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发生在徐州的历史事实,它能证明“清河”实是徐州。别的任何地方也没有这种事件的记载,从时间上来说,这次黄河南徙事件持续时间很长,故事反映的回目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从第68回直写到第100回,也是一致的。

(五)“清河”位于山东以南

第65回写管砖厂工部黄主事向西门庆传达宋巡抚的主意,两司八府官员准备借用西门庆的家,迎接由京城来的六黄太尉,他说:“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最后一句话说的太奇怪了,既然故事说“清河”在山东,怎么能说船由山东河道而来呢?这是写作中的一句无意识语言,但是它能告诉我们:“清河”不在山东,它在山东以南。因为徐州紧靠山东南边境,身在徐州的人说这话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在徐州以南的地方再这样说就不合理了,只能说船由徐州河道而来。

再如,第94回写薛嫂儿把孙雪娥当夜领了来家,准备把她卖了,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过了两日,只见邻住一个开店张妈走来。薛嫂道:“这位娘子是大人家出来的,在我这里嫁人。情愿寻个单夫独妻,免得惹气。”张妈妈道:“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绵花客人。”这话也不能在山东地面说,身在山东怎么可能强调说自己店里住了一个山东卖绵花客人呢?这也是写作中的一句无意识语言,它同样也能证明故事地点“清河”不在山东。如果“清河”是徐州那就对了,徐州紧靠山东的南边境。作者写作这些无意识语言未必是为了证明什么,但是它却能反映徐州的地理位置,从而能证明《金瓶梅》写的“清河”是徐州。

以上五条证据都能证明“清河”实是徐州,相得益彰,更加令人信服。

二、“临清码头”的真相

第93回写:从“清河”“出城门,径往临清马头晏公庙来。止七十里,一日路程。”可见“临清码头”与“清河”的距离是70里。有人认为这个说法与清河、临清之间的实际距离大约相同,可以证明故事写的“临清马头”是真实的临清马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既然五条证据已经证明:《金瓶梅》故事中的“清河”实是徐州,则“清河”以南70里的“临清码头”就不可能是实际的临清码头,只能是徐州以南70里的房村码头。它们可以同是小说虚构的地名,也可以同是真实历史中两个真实地名;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个真一个假,否则就不合理了。好在《金瓶梅》对于“临清码头”的地理特征还有不少描写,让我们通过这些描写予以判断吧!

(一)运河水向南流

第81回写:韩道国由扬州沿运河北上,“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这一段描写能表现出此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临清”在“清河”的下流,“清河”是上流。因为,既然严四郎是韩道国的街坊,就证明他住在“清河”;故事说他“从上流坐船而来”, 可见“清河”在上流,“临清”在“清河”的下流;既然韩道国是从南方来的,可见“清河”与“临清”之间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

历史事实表明徐州到房村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完全符合这一描写,这是因为徐州的地势是北高南低的,运河水向南流;清河与临清之间的运河水流方向与这一描写完全相反,因为那里的地势是南高北低的,那里的运河水是向东北方向流的。

为什么同一条运河水流会有两个方向呢?这是因为运河的最高处在山东济宁北的南旺,“地特高,谓之水脊。”(《读史方舆记要》)明朝开凿运河时采用汶水老人白英的建议,在东平县的戴村建坝截断西流的汶水,强迫它流进南旺湖,再通过闸门控制向南北供应运河水流。故南旺以北的运河水向北流,南旺以南的运河水向南流。南北水流方向不同是运河的重大特征,这是运河的重大特征。作者利用运河的这一特征来描写“临清码头”运河水是向南流的,从而充分证明“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当然也能证明叙事地点不是清河和临清,也不是阳谷或东平州的其他县,因为那里运河的水流方向同样也是向北流的。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故事中十余次称呼“临清码头”为“河下”,更加证明“临清码头”在“清河”的下流。例如,第94回写孙雪娥被卖到“临清”洒家店,“做粉头”;张胜买酒曲,到了“河下”,“两个晚夕留在阁儿里,就一处睡了”。第98回写 “清河”提刑何永寿、张懋德“差委缉捕番捉,往河下拿杨光彦去”;“经济三五日骑头口”,“往河下算帐一遭”。第99回写陈经济想到“临清”去,他说:“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一日,经济来到河下酒店内”;等等。由于徐州和房村码头的运河水一直都是向南流的,徐州人一贯称房村码头为河下,据清朝编的《徐州府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徐州管理运河的判官就驻署在房村码头,他的官厅就称为“下河厅”。据《运河名城临清》的记载,南旺比临清“地隆90尺”。所以那里的运河水一直是由南旺向临清流,即由南向东北方向流。可见临清与清河之间的运河水是由南向东北方向流的,清河在临清的下流,临清在清河的上流;清河人不可能称临清为“河下”。

(二)“临清码头”之上水流特急

第81回写:那严四郎在“临清码头”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的快,就过去了。”这一段描写说明“临清码头”之上的水流特急。从历史事实看,这情形符合徐州段运河的特点,因为房村上边就是著名的吕梁洪。徐州洪与吕梁洪被称为“徐州二洪”,历来被称为运河天险,水流特急。明嘉靖大学士徐阶写的《疏凿吕梁洪记》碑文(现立于离房村不远的鸡冠山上,大学士著文,运河总督韩邦奇为此碑篆文题额,著名书法家文征明书写,现被称为三绝碑。)称:“为里三千而遥,而莫险于二洪……舟不戒则败而莫甚于吕梁。”《万历野获编》记载:“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溯者以尺寸许”。故事说韩道国在“临清码头”即房村,他所看见的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可见严四郎正处于吕梁洪上,当然水流很急,“一瞬而下”。吕梁洪和房村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故事的描写,故能证明“临清码头”实即房村。临清那里没有二洪,水流从来不急,根本不会发生“一句话才说完船就过去了”的情况。

(三)从“临清码头”起脚装车

正因为运河从房村到徐州需要经过天险徐州洪和吕梁洪,所以许多船只来到房村常常会卸下货走旱路,《金瓶梅》多次以“临清”的名义反映了这一事实。例如,第58回写:韩道国,“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等待纳税后再“起脚装载进城”。第60回写:“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使了后生王显上来取车税银两”;“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第77回写崔本由湖州贩绸绢,“雇船装载,赶至临清码头”,“顾头口来家,取车税银两”。西门庆“兑了五十两银子做车税钱,又写书与钱主事,令烦青目。”上述三次货物都是沿京杭大运河运来的,还没到“清河”,就在“临清码头”卸下货物,装车走旱路运到“清河”。实际上,运河由临清到清河是顺流而下的,在临清码头“起脚装载进城”显然是不合理的。房村与徐州之间的运河特征则是完全符合上述三次故事描写的,货船由房村码头运到徐州不仅要逆流而上,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徐州洪与吕梁洪,“二洪”水流特急,逆流而上,不仅需要纤夫拉纤,搞不好还会翻船。因此,为了避开“二洪”天险,人们大都在吕梁洪前边的房村码头弃船换车,改旱路将货物运至徐州。这样做既能避险,又能节省时间和费用,何乐而不为。即便要继续北行,也可以在房村舍舟陆行,到徐州再上船。这是徐州运河独具的特征,运河其他地方都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请参考赵明奇著《徐州地方志通考》)。

(四)“临清码头”位于山东以南

第81回写:“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茧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奇怪了,实际的临清码头远在山东西北部,河南、山东灾民不南去迎接运河来的布帛,反而逆其向跑到北方百里以上的灾区临清码头去“迎着客货而买”,这怎么可能呢?这再次证明“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房村码头。徐州紧靠山东的南边境、河南的东边境,是离河南、山东灾区最近的非灾区运河码头。由于布匹从房村运到徐州还要经过“二洪”天险,房村码头的布价要比徐州更便宜,说“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房村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就完全合理了。

(五)“临清”是个乡镇

仔细阅读《金瓶梅》关于“临清”的描写,就会发现故事中的“临清”虽然是一个繁华的码头,但不是城市,而是一个乡镇。例如,第34回写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在河下管芦苇场”。第92回虽然写:“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船辐辏之地。”但是,第93回又写:“那里是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日影将沉,繁阴已转,断霞映水散红光,落日转山生碧雾。绿杨影里,时闻鸟雀归林。红杏村中,每见牛羊入圈。正是:溪边渔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犊归。”临清大酒楼“紧靠着山岗,前临官河,极是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依青天万叠云山”,“翻瑞雪一河烟水”,“楼畔绿杨啼野鸟”。完全是一片乡村景象。第99回写陈经济想到“临清”去,他说:“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没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账,二来就避炎暑”。那时避暑的哪有去城市的,这也证明“临清”实际是一个乡镇。更重要的一点是“临清”没有城墙,由“临清”到“清河”称“去城中”。例如第98回写陈经济由“临清”回“清河”时,说他“骑马往城中去了”;韩爱姐“使八老往城中守备府中探听”,叮咛嘱咐:“你到城中……”。第99回写陈经济骑马离开临清大酒楼,“刚赶进城来,天已昏黑”;身在“临清”的韩爱姐“一心只要往城内统制府中”。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清河”有城墙;“临清”没有城墙。实际的临清和清河都有城墙,它们不符合《金瓶梅》的描写。徐州和徐州的房村完全符合故事的描写,徐州是军事重镇,有坚固的城墙;房村虽然是一个繁华的码头,但它只是一个乡镇,没有城墙。

第三点是:在作者笔下“临清”没有官府。例如,第94回写刘二醉殴陈经济,次日“押解经济、金宝”到“清河”周守备府审理;第98回写杨光彦“在临清马头上开了一座大酒店”;“清河”提刑何永寿、张懋德“差委缉捕番捉,往河下拿杨光彦去”;“两位官府据着陈经济状子审问。一顿夹打”,“这经济就把谢家大酒楼夺过来,和谢胖子合伙。”;第99回写陈经济被杀后,“清河”的周守备“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刘二,锁解前来。”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临清”归属“清河”管理,“临清”出了任何大事都要经过“清河”官府处理。

实际的临清现在是山东省的一个地级市,它在历史上虽然长期只是一个县城,但却是运河上的历史名城,是京杭运河九大商埠之一,相当繁华。它一直隶属山东聊城,明朝称东昌府,从来也不隶属于清河。清河是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比临清小的多,它们虽然都是运河旁的城市,相距大约70里,但是谁也不隶属谁,压根就不在同一个省区内。房村是徐州管辖下的一个乡镇,那里出了任何大事都要经过徐州官府的处理。它虽然是热闹的运河码头,水陆两便;但它不是城市,只是“鱼米之乡”,没有城墙,没有官府,没有军队。来往于房村、徐州之间的船必须通过运河天险吕梁洪和徐州洪,因此大量船只常集中于房村,或求神问卜或稍事休息以备过二洪;或刚离险境,惊魂未定,暂作休整,故房村堪称“车船辐辏之地”。《吕梁洪志》山川节中记,“……房村,客舟辏集,居民富庶,亦乐土也。”其情形与《金瓶梅》所写的“临清码头”完全相同。这不仅证明“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也证明作者是立足于徐州写作的。

上述十条证据足可以证明《金瓶梅》叙事地点是以“清河”、“临清”为名,实际写的却是徐州与徐州的房村。明写的清河、临清是假,暗写的徐州是真。证据取之于《金瓶梅》,考之于史志;黄河为证,运河作据;铁证如山,又非孤证,故结论确凿可靠,无可非议,无可怀疑。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作者不想隐瞒叙事地点的真相,所以他采用了“名托清河、实写徐州”,“名托临清、实写徐州房村”的写作方法。由于房村是徐州下属的一个乡镇,所以也可以说作者采取了“名托清河、临清,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金瓶梅》直接写的故事情节大都是虚构的,但是只要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也有一些故事情节表现了故事的真相。我们是怎样发现的呢?因为我们在阅读故事情节的时候,总是要把故事的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比对,结果就能区别虚构与写实;而不是小说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这种对待事物或别人说法的态度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哪是很危险的,上当受骗的人就根源于此。通过研究《金瓶梅》我们就会增长生活的警惕性,养成对于别人的话总要三思的良好习惯,要通过与事实的对比加以分辨,这样上当的机会就能减到最小。


最后由 杜少卿 编辑于 2011-09-04 22:00,总共编辑了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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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金瓶梅里的清河县不在山东,而是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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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政著《金瓶梅与徐州》第一章 《金瓶梅》故事地点

第一章:《金瓶梅》故事地点与徐州

  《金瓶梅》书中说故事地点是山东省“清河县”,实际上,真正的清河县从来都不属于山东省。固然书中的清河是运河旁边的一个城市,但是,书中描写的“清河”所具有的其他地理特征,真实的清河却完全不符合。例如,65回写朱太尉自江南取花石纲,皇帝差六黄太尉由京城出发南下迎取,十月十三日“船已到东昌地方”。十月十八日西门庆等人迎六黄太尉于“清河”。如果故事发生在宋朝,京城在河南开封,由京城出发南下迎取花石纲的船,不会经过山东东昌,清河县在东昌(即今山东聊城)以北一百六七十里,更不会经过清河。如果故事发生在明朝,京城在北京,既然船已到东昌,那就是是说已经过了清河一百六七十里,怎么还会掉转船头回清河去见西门庆呢?可见“清河”不是真正的清河(本书凡是提到书中的“清河”都加引号,对于地理上真实的清河则不加引号),它应当在东昌以南数百里;故事应当发生在明朝,京城应当是北京。

  再如,第49回写蔡、宋两御史自京城起身,坐船“行至东昌府地方”,打听消息的人使人到“清河”通知西门庆,然后西门庆等人才出城到新河口迎接。既然船已到东昌,这个时候打听消息的人才使人到“清河”去通知西门庆,未免太迟钝了吧!再说蔡、宋两御史既然打算会见西门庆,为什么船到清河不停,已经到了东昌才想起来吗?难道还会掉转船头回清河去见西门庆吗?太离奇了!

  又如,100回写金兵,由北方的高阳关(今河北省河间市)南下,“抢过东昌府来,看看到清河县地界”。这三段描写同样证明:“清河”不是真正的清河,它应当在东昌以南。

《金瓶梅词话》第65 回中还写,黄主事受宋巡按之托,想借西门庆家接待六黄太尉,他对西门庆说:“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如今在济州住札。”黄主事昨日曾见过宋巡按,根据当时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六黄太尉又是从北京来的,由此看来西门庆所在的“清河”要在济州以南不远处,真正的清河却在济州(今山东济宁)以北数百里。

由此看来,《金瓶梅》书中所写的“清河县”不是真正的清河县,它究竟是哪里呢?请注意书中“清河”的地理特征:

  一、“清河”既在京杭大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

据书中描写,“清河”旁边有一条通南达北的河道,它是哪一条河道呢?68回在人物对话中说到“清河”旁边河道上的12个码头:“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这些码头全是明朝京杭大运河上的码头,除了瓜州码头之外,宋朝的运河都不通过这些码头。

65回中又写:“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次到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由山东河道而来。” 这句话说的更明白,“清河”旁边的河道直通淮上,而淮上是京杭大运河四大著名码头之一。更重要的是,由朝廷出发的黄太尉要由山东河道而来,更加证明这河道不可能是宋代的运河,因为宋代的运河是不通过山东的,而明朝的运河是通过山东的,这就有力地证明“清河”旁边的河道是京杭大运河。



读过《金瓶梅》的人可能都知道“清河”在运河旁不远,但是,可能没注意书中还写“清河”在黄河南边。例如,71回写西门庆由京城(上面证明即北京)回“清河”,“刚过黄河”遇见了大风。为了躲风,西门庆在黄龙寺住了一夜,第二天风停才回家。据72回写,“后晌时分”西门庆便来到了家。可见“清河”在黄河以南。

  再如,91回写李衙内是“北京真定府枣强县人氏,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这句话明确地说明黄河在“清河”与枣强之间,且离“清河”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既然枣强在黄河以北,“清河”当然在黄河南岸边了。这样,“清河”便具有了一个显著特征:既在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按照书中描写,西门庆离开黄河还需要半天时间才能到家,似乎“清河”离黄河还满远。其实,那只能说明他渡黄河的地点在徐州以西满远是地方,黄龙寺应该在河南省境内,两者并无矛盾。

  真实的清河县虽然离运河不远,却从来不在黄河南岸。实际上,清河在当时的黄河以北数百里外,它不具备这个特征。显然书中的背景地点“清河”不是真实的清河。要知道明朝嘉靖、万历时期,黄河的流迹与今不同。那时的黄河不像现在这样在山东境内与运河相交,并在山东境内入海。当时的黄河途经山东南边境,在徐州“夺泗入淮”。换句话说,黄河是在徐州城的东北方向流入泗水的,然后经徐州城东再东南流,先流入淮河,再流入大海。那时的运河是借泗水为道的,泗水成了运河的一段。那时的徐州既在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这是徐州的显著位置特征,可见“清河”只能是徐州。徐州以北的城市都在黄河北岸,徐州以南的城市已经远离黄河,不能再说在黄河南岸边了。徐州在明朝不隶属山东,山东省内的任何城市都在黄河以北,都不可能符合上述“清河”的特征。

  二、“清河”离枣强六七百里

  91回写“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就是枣强县,这句话已经为“清河”准确定了位。如果以枣强为中心,按地图比例以六七百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弧,就会发现:这弧与运河相交处(因为“清河”在运河旁)正好到了徐州辖区内,南边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南岸就是徐州城。显然这徐州城正是书中所说的“清河”。真实的清河离枣强不足百里,中间不隔着黄河,“清河县”不可能是真正的清河县。知道“清河”实是徐州后,书中的许多写法便都好理解了。

  例如,《金瓶梅》第 1 回写“清河”在“河东水西”,这“河东水西”便好理解了。书中写,“清河”知县对武松说:“我今日就参你在我县里作个巡捕的都头,专一河东水西擒拿贼盗,你意下如何?”这段故事原抄自《水浒传》,但《水浒传》原文并无“河东水西”这一特征性词句。无疑是《金瓶梅》作者特意增加的,其意显然是借此四字来界定他所写的“清河”的真实位置。95回书中再次写到“河东水西”这个标志“清河”位置特征的说法,该回写周守备“朝庭新与他的敕书,好不管的事情宽广。地方河道、军马钱粮,都在他那里打卯递手本。又河东水西,捉拿强盗贼情,正在他手里。”

  既然如此,则这“河”与这“水”决非小河小水。不然怎能起到定位作用呢?

其实,“河东水西”说的正是徐州的特征。上面已经说过:徐州既在运河(原为泗水)旁,又在黄河南岸边,为了表现徐州的这一位置特征,当然可以用黄河和泗水作纵横坐标,说徐州在“河南水西”。但这说法有很大毛病,因为河之南是一大片地方,有许多城市,且河南容易让人误会成河南省。聪明的作者不这样说,他说“河东水西”。要知道黄河是在徐州“夺泗入淮”的,黄河由潼关到徐州是西东方向流的,流入泗水后与泗水合流流向东南方向,然后再流入淮河。立足徐州来看,黄河由西来。宋朝徐州知州苏轼曾写过一首诗,“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苏轼诗选》《答吕梁仲屯田》,仲屯田名伯达,时任屯田员外郎,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与之多有诗文来往),嘉靖二年进士冯世雍曾任徐州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他在嘉靖五年左右编写了一本《徐州吕梁洪志辑佚》,第四节中写有一句,“近年虽称西水泛涨,安能保其终无迹迁?……”这里的西水指的就是黄河。可见徐州是在西东流向的黄河的最东端,当然可以称为“河东”了,“河东”乃黄河东端之意。至于“水西”,乃泗水(南北流向)之西的意思。黄河和泗水构成了一个 ┪字形坐标,“河东水西”的说法能够准确地将徐州定位于坐标原点附近。自古只有黄河可称“河”(连运河也只能简称“漕”),而泗水也是著名的。故,这“河东水西”之称非徐州莫属。作者抄改《水浒传》时,有意加上“河东水西”的说法,说明作者有意想让读者发现他所写的故事地点,清河是假,徐州才是真!“清河”只是徐州的代名词。
  

三、“清河”附近运河上有个“新河口码头”

  《金瓶梅》书中十余次写到“清河”附近运河上有个“新河口码头”,例如36回写蔡状元和安进士来“清河”,停船在新河口。72回写安郎中差人送花到西门庆家,玳安说:“他好少近路儿,还要赶新河口闸上回话哩!”可见新河口还有闸。49回写西门庆等人“出郊50里,到新河口”迎接蔡、宋两御史。可见这个新河口大约离“清河”50里左右。显然,确定了新河口的位置,就一定能确定“清河”的位置。

  有人理解新河口是某处新开河道的河口,那么这个新河口还有什么特征可言,到处都能找到一个新河口(不止如此,还能找到两个哩),说不定作者正因为看到新河口这一名词的模糊性,方才选定它作为界定“清河”位置的根据呢!

其实,聪明的作者早已在书中作了提示,他在书中专门写了一个苗员外遇害的故事。这个故事说苗员外是在徐州洪被家人苗青勾结贼梢杀死的,其书童安童也是在徐州洪被贼梢打落水中,又在徐州洪被人救起(47回)。案情就发生在徐州洪。接着书中又写:安童在新河口发现了二贼梢,报案后,“清河”的提刑院在新河口将二贼梢捉拿归案;后来又在新河口发现了苗员外的尸体(48回)。由此可见,这个新河口应该离徐州洪不远。要知道著名的徐州洪(又名百步洪)就在当时徐州城东南约2里处(今徐州市内的鸡嘴坝),可见这个新河口应该离徐州不远。

  明朝万历年间,徐州附近的确有个新河口,它是黄河与运河相交而形成的黄河口。这个新河口在徐州城北边约有四十多里的垞城(属徐州)之东八里,《徐州府志》记载:“徐州置判官三人,管粮、管捕、管河,……分上下河厅,上河厅驻新河口……。”新河口有闸,名曰古洪。万历16年,“帝又从给事中常居敬言,令增筑镇口闸于古洪外,距河仅八十丈,吐纳益易,粮运利之。”因新河口中有古洪闸和镇口闸,《明史》和其他书籍又常称新河口为镇口或古洪口。这与书中所写“新河口闸”相符。

  可见,《金瓶梅》书中所说的新河口就是徐州的新河口,这只能证明:书中所写的“清河”实是徐州。

  美国教授韩南考证出苗员外的故事抄袭于《百家公案全传》。该书的全名是《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象百家公案全传》。两相比较,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几乎连字句都一样,只不过改了人名而已。但若仔细研究,还会发现《金瓶梅》改写后的故事增加了两个重要地名。原文写被害地点在陕弯,《金》则将被害地点明确改在徐州洪;原文写贼梢在河口被发现、被逮捕,《金》则说贼梢在新河口被逮捕;原文写“清河县城西门有一慈惠寺”,在河岸边发现尸首,而《金》则改成在“清河”城外相当远的地方新河口岸边发现尸首。这些改动有力地表明:作者是有意用著名的徐州洪来为新河口定位的(作者的抄袭不是因为他水平低,显然是想利用明显的抄袭,以便读者通过对比发现他的重要写作意图)。

  据《明史》记载:“先是汶泗之水由垞城会黄河。隆庆间,浊流倒灌,稽阻运船,郎中陈瑛,移黄河口于垞城东八里,建古洪、内华二闸,漕河从古洪出口。”(卷81)这里明确指出,黄河原在垞城流入运河(即泗水),隆庆间黄河使黄河口上游之运河淤塞,为了避开淤塞,中河郎中陈瑛将黄河口移至垞城东八里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黄河口,它理所当然的被称为新河口。不过这里没有指出新河口出现的准确年月。

  同治《徐州府志》载,“万历十一年三月,以徐州戚家港流急,开新渠,建闸境山曰梁境闸,新河中闸曰内华闸,新河口闸曰古洪闸。”从两段记载所共同提到的内华、古洪二闸名可以看出:上述两段记载说的是一回事。可见,万历11年开的新河口就是上述陈瑛(万历二年进士,万历十一年他正在徐州担任治河郎中,万历13年他由中河郎中升为山东参政,可见他负责开的新河口只能在万历13年之前)新开的黄河口,它的位置就在徐州垞城东八里。《神宗实录》说得更明白,万历十一年三月“己亥,工部复漕运尚书凌云翼(陈瑛的上级)题称徐州戚家港流急,运艘难行,议开新渠,建闸境山废闸曰梁境闸,新河中闸曰内华闸,新河口闸曰古洪闸。乞移咨吏部于梁境闸专设闸官一名,内华、古洪二闸共设闸官一员,并铸给条记。”(135 卷)这是明政府工部给漕运尚书的公文,应当非常可靠。而这位尚书就是被《金瓶梅》写作兖州知府的凌云翼,更可见《金瓶梅》所写的新河口,就是这位漕运尚书领导下新开的徐州新河口。《神宗实录》的公文中和《徐州府志》中均明确写有新河口这个名称。显然,这个新河口具有其它任何新河口都不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这应该是作者选用新河口来为“清河”定位的根本原因。


确定了新河口的地理位置,“清河”的地理位置也就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定位:《金瓶梅》中的“清河”实际就是徐州。不仅如此,而且新河口还可为《金瓶梅》成书年代作证,它证明《金瓶梅》应成书于万历十一年之后,所谓嘉靖年代成书说、隆庆年代成书说均可以休矣。

  黄河和运河都是中国著名的大河,用黄河流入运河这个载于史册的新河口,来为“清河”定位,应该说是相当聪明的办法。

  四、 “清河”附近的运河淤沙无水是因“南河南徙”

  《金瓶梅》68回写安进士谈到承命修理河道,他报怨任务艰难,在说到运河十二个码头“皆毁坏废圮”后,又说到“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 原来“清河”段运河“淤沙无水”是因为“南河南徙”的缘故。南河在哪里?“南河南徙”为什么会造成运河“淤沙无水”呢?

  作者生怕读者不知南河是何处,69回就有意写到:西门庆差人“即去南河”,“往怀庆府……打听消息去”。可见,怀庆府就在南河附近。怀庆府即今河南沁阳一带,它紧靠黄河,附近没有别的河,可见书中所说的“南河”只能是黄河,“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任何其他解释都不能符合作者自己所写的这一注释。何况《金瓶梅》作者把黄河称作南河是有根据的,潼关以下由西向东流的这段黄河自古即称“南河”(见《辞海》南河条)。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黄河在徐州流入运河,黄河南徙只能造成徐州运河淤沙无水,不可能造成清河、临清附近的运河淤沙无水,也不可能造成其他地方的运河淤沙无水。明朝总河尚书朱衡早就说过:“河出境山(按:徐州北境之山)以北,则闸河(按:指山东运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按: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四十余里间,乃两利而无害。”(《明史》卷83)通常,不论黄河在小浮桥(紧靠徐州城)或新河口(按:在徐州城东北角约50里,属徐州境)流入运河,都是在境山至小浮桥之间,均对运河无害。一旦黄河南徙,则徐州段运河势必淤沙无水,运河的其他段没有此等特征。这说明作者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借黄河南徙的事件来表明他所写的“清河”是徐州。

  据《明史》记载,嘉靖19年曾发生过一次“黄河南徙”,但不到一年黄河即归故道,不算什么“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的大问题;而且《金瓶梅》所写到的、与安郎中上述谈话有关的花石事件中的凌云翼、黄甲、赵讷等,在嘉靖19年都未中进士,更重要的是《金瓶梅》十余次写到的“新河口”建成于万历十一年,《金瓶梅》所写的黄河南徙事件只能发生在万历十一年之后才对,显然不是嘉靖19年这一次。

  另一次黄河南徙发生在万历24年秋,持续到万历34年,长达十年之久。明政府虽采取各种措施,运河只能时通时断,徐州段运河“淤沙无水”的严重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明政府为此几次撤换漕运尚书,治河尚书刘东星为此忧瘁而死,真可谓“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的大问题。这次黄河南徙,黄河在徐州以南宿迁附近流入运河,果然使徐州二洪及徐邳段运河严重干涸。

  据《明史》卷84记载,万历25年“四月,河复决黄堌口,溢夏邑、永城,由宿州符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运道阻塞。”卷85载万历25年后“河大势南徙,二洪漕屡涸”。万历28年“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塞。”万历29年更为严重,“全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

《金瓶梅》的描写与上述历史记载相符。事件持续时间很长,《金瓶梅》的有关描写相应时间也很长。从65回开始写,“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直到100 回末,写爱姐在徐州郊外碰到其二叔(在徐州作“挑河夫子”),二人同去湖州寻找亲人,“那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将到淮安上船”。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为什么不在徐州上船,而要将到淮安上船呢?这种写法表明徐邳间运河严重无水,正如上述《明史》所记载的万历29年的情形,连小船也不通,由徐州出发的爱姐才不得不将到淮安上船。可见100 回所记爱姐“将到淮安上船”一事反映的是,万历29年徐州段运河“淤沙无水”的历史,这就为《金瓶梅》结束写作的年代提供了证明,它只能在万历29年之后,但是也不会拖的太久,因为作者有意用万历29年作为《金瓶梅》写作结束年代的标志。

  历史证明,书中所写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事件,发生在徐州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这一事件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清河”实是徐州。

  综上所述,“清河”既在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它附近的运河上有个“新河口码头”;“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就是枣强县;黄河南徙只能造成徐州运河淤沙无水,所有这些重大历史、地理特征,均证明:“清河”实是徐州。这是无可争辩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还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金瓶梅》故事的背景朝代是明朝而不是宋朝,它写的是明朝的故事,不是宋朝的故事。

  二是我们可以由此看出《金瓶梅》作者的一项写作方法和写作原则:他在书中所说的话有真也有假,真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和思维逻辑,假的说法违背历史事实或思维逻辑。因此,阅读《金瓶梅》必须开动脑筋,予以思考辩论,以便抛弃假象,掌握真相。

  既然“清河”实是徐州,则书中所写的、在“清河”南边70里的“临清码头”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临清码头。那么,书中所写的“临清码头”是哪里呢?

  五、书中的“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

  水流方向和水势

  从书中所写来看,来往“清河”的运河码头有两个,一个是新河口,另一个是“临清码头”。北方来的客人在新河口停船;南方来的货物则在“临清码头”起旱装车来“清河”,可见新河口应在“清河”的北边,而“临清码头”应在“清河”的南边(如果两个码头都在同一个方向,那么,来“清河”的船只会停在最近的码头,不会分别停在两个码头上)。实际上,真正的临清码头的确是运河上的重要码头,的确在真正的清河南边约70里,但是它不符合书中所写的“临清码头”的特征:

  81回记述了“清河”与“临清码头”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和水势。该回写韩道国由扬州沿运河北上回“清河”,“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按:方向当然向北)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按:当然是“清河”)坐船而来,往临清接官去,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的快,就过去了。”由上流是“清河”的说法可以看出此地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由一句话刚说完船就过去了的描述可见水流之急。但是,《读史方舆纪要》称,运河在临清“始与卫河合而东北流”,临清附近的运河水不是向南流的,且水流从不太急,全然与《金瓶梅》所言不符。可见书中所写的 “临清码头”不是真正的临清码头。

  要知道,京杭大运河是借用各地河道而形成的水运通道,它的水流方向并不都是一致的,它有个重大特点,那就是在山东南旺分流,南旺以南运河水向南流,以北则是向北流的。清河与临清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从来都是向东北流的,与书中的描写不符合;徐州与房村码头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正是向南流的,完全符合书中的描写。且徐州以下的河道正是运河天险徐州洪与吕梁洪,吕梁洪之下便是徐州的房村码头,“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溯者以尺寸许”(《万历野获编》),可见房村以上水流之急,正符合上述81回的描写。

以运河为写作背景的作者,不会不知道运河的水流方向和水势。恰恰相反,他准确知道运河的这一特征,因此才巧妙地利用这一特征来表明:“清河”和“临清码头”不是真正的清河和临清码头,而是徐州和徐州的房村码头。

  《明史》卷40称:“大河自肖县流入,经州城北,遂夺泗水之道,东经百步洪、吕梁洪而入邳州界。”百步洪即徐州洪,在徐州东南二里,再向南十八里是狼天沟,再七里至樊家店,又十五里至黄钟集,复经二十里至吕梁洪,十里至房村,又二十里至双沟。由以上各码头的距离,可以算出房村在徐州以南七十二里。若就驿站(又称铺)来计算里程,由徐州出发向东南,房村是第七个驿站,十里一铺(见《日知录驿传》),正好是七十里。这七十里的距离,正合《金瓶梅》93回所写。房村面临的大运河本是泗水,古称清河,作者称房村码头为“临清码头”是有道理的,因为它面临的就是清河。

  既然上面已经证明“清河”实是徐州,则“临清码头”就只可能是徐州东南70里处运河上的房村码头了。
  河下的称呼
  《金瓶梅》在81回后十余次将“临清码头”直接称为“河下”。例如,81回写陈经济“往河下寻舟”,“三日到临清码头船上”。93回说“临清”有个坐地虎刘二,94回说孙雪娥被卖在“临清”洒家店为娼,但张胜“往河下买几十石酒麴”,却见到了“这洒家店坐地虎刘二”和孙雪娥;99回又说“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刘二”。93回说“临清一家酒楼,名唤谢家酒楼”,99回则称这酒楼为“河下大酒楼”。98回先说杨光彦在“临清码头”上开了一座大酒楼,后又说“差人往河下拿杨光彦去”,等等。

  “河下”至少是河之下游的意思,这与真实临清的实际水流方向不合。运河在临清附近是向东北流的,临清在清河的上游。只能说临清是清河的“河上”,不能叫它“河下”。“河下”的称呼断然否定了“临清码头”乃山东临清之说。

79回西门庆让陈经济,“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81回陈经济果然去“河下”即“临清码头”接到了船。可见,“清河”人称“临清”为“下边”。此外,由“清河”到“临清”,“清河”人常说“下去”,例如98回三次说“三五日下去(按指到“临清”去)走一遭”。“下去”与“下边”的说法再次表明:“临清”是“清河”的下游,地势低,地方小。实际临清是清河的上游,地势高、地方大,与书中的说法全然不相符合。

  上面说过,徐州段运河的水由北向南流,吕梁洪和房村地处徐州运河之下游,又是徐州辖区的最南边,明朝时期徐州人据此称之为“河下”,应是情理中事。据徐州地方志记载,徐州管理运河的判官官署,一驻新河口,称上河厅,一驻房村,称下河厅(值得注意,这两个码头都被写入《金瓶梅》书中了),下河厅的名称与“河下”的说法是一致的,只不过“下河”是对河的称呼,而“河下”是对下游地方的称呼而已。

  明朝人袁桷在《徐州吕梁神庙碑》一文中写,“……吕梁为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这里明确指出吕梁洪是河下流,“河下流”与“河下”意义相当,而且“河下”还有黄河下流的意思,临清码头更不能符合了(前面说过,那时的黄河在徐州流入运河)。由此可见,地处吕梁洪下的房村被徐州人称为河下是理所当然的。

房村在徐州的“河下”,地势比徐州低,徐州人当然可称房村为“下边”,由徐州去房村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下去”了。全与《金瓶梅》的描写相符合。

  “河下”的称呼更加证明“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

  《金瓶梅》58 回说韩道国“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等待纳税后再“起脚装载进城”。《金瓶梅》77回又写崔本由湖州贩绸绢乘船“赶至临清码头”,“顾头口来家取车税银两”,从西门庆那里拿到五十两银子和致钞关钱主事的信后,方才赶回“临清码头”起旱装车来家。

  很明显,两次货物都是沿京杭大运河运来的,为什么要在临清码头“起脚装载进城”呢?由临清到清河本是顺流而下,为何不等船到清河再装车运进城内呢?只有知道书中所写“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方好理解。因为,由房村到徐州需要经过吕梁洪和徐州洪,这二洪是当年运河上的两大险洪。明嘉靖大学士徐阶在《疏凿吕梁洪记》碑文中形容运河:“为里三千而遥,而莫险于二洪。二洪之石其狞且利,如剑戟之相向,虎豹象狮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则败而莫甚于吕梁。”(注:此碑由韩邦奇篆文题额,此人被《金瓶梅》写作徐州知府)凡是只到徐州的南来货物,为了避开二洪天险,大都在吕梁洪前面的房村码头弃船换车,然后再改旱路将货物运至徐州。这样做既能避险,又能节省时间和费用,何乐而不为。即便还要继续北行,也往往于房村舍舟陆行,到徐州复乘舟,以避开运河天险。这是由于徐州二洪之特征所决定的。真正的清河和临清是没有这一特点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起旱装车的道理;运河其他处也没有这种特征。显然,作者深知这一特征,他之所以要在书中这样写,就是为了借助这一特征来充分表明,《金瓶梅》所写的“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由此看来,作者的写作是很实际、很细致的,不是随便乱写的。

  山东大旱,各处乡贩来“临清”买布

  还有一个重要事例。《金瓶梅》81回写韩道国由松江(今属上海)买布来到“临清码头”,“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茧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韩道国听说西门庆死了,就在“临清码头”上发卖了一千两布货。

  奇怪,临清码头远在山东西北部,离河南北边界向北还有百里以上,河南、山东乡贩不向南去迎接运河来的布帛,反而逆其向跑到“赤地千里”的北方灾区临清码头去迎接南来的布帛,这犯的是什么毛病呢?山东大旱,赤地千里,难道临清没灾情吗?南来的布帛难道是空运到临清码头的吗?这根本不可能。这又是一个否定“临清”真实性的证据,只能证明“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徐州是非灾区,且离灾区最近,紧靠山东的南边境、河南的东边境。更因为房村码头到徐州还要经过二洪天险,房村的布价应该比徐州城的布价更便宜,山东、河南的乡贩们到徐州的房村码头去买布,应该是最合适的地点。

  这段故事再次证明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

  大量历史、地理事实证明:“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肯定了这一点,当然也就再一次证明了“清河”只能是徐州。因为书中所写的“临清码头”在“清河”南边70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证明这一点必然也就肯定了另一点。如今两点都能得到各自的证明,更全面地证明:“清河”只能是徐州。

六、“清河”是大城市,“临清”是小地方

  《金瓶梅》所写的“清河”相当繁华,街巷纵横,商业发达,外地商人很多。城内官府也很多,有帅府、守备府、察院、提刑所、巡检司等,此外还有太医院、武学,故事说到城中的各种名目的官员。总之,“清河”是个大城市。

实际的清河乃小小县城,不符合书中所描写的场景。上面已经多次证明:“清河”实是徐州。徐州完全符合《金瓶梅》书中所描写的“清河”的地理环境和大城市的场面。因为徐州是州衙所在地,直隶南京,是个著名的大地方,有两卫军队,府衙众多。又因紧靠运河和黄河,交通方便,地处南北二京的中间,既重要又富裕,故商业发达,市井繁华,店肆林立,街巷交错(当时有街十四、坊二十一)。“万历六年,户三万七千八百四十一,口三十四万五千七百六十六”(《明史》卷40).明政府在此设立漕粮储运的广运仓,使徐州既是民船的交粮地,又是官兵接运处, 舟车鳞集,贸易兴旺。徐州的外地人很多,“一切布、帛、盐、铁之利,悉归外商”“百工技艺之徒,悉非土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71 《徐州民俗考》)所有这些均与《金瓶梅》的场景描写完全相符。

  《金瓶梅》书中一方面描写临清是个热闹繁华的大码头,如92回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船辐辏之地。”93回写临清大酒楼“紧靠着山岗,前临官河,极是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另一方面也不时描写它的乡镇景象,如92回说它是“鱼米之乡”,93回描写它“日影将沉,繁阴已转,断霞映水散红光,落日转山生碧雾。绿杨影里,时闻鸟雀归林。红杏村中,每见牛羊入圈。正是溪边渔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犊归。”显然是一幅乡村景象。99回写陈经济说:“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没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账,二来就避炎暑。”避暑之地当然不会是繁华的大城市,而应是乡下才是。34回写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在河下管芦苇场”,也证明“河下”是个乡镇。

  98回写陈经济由“临清”回“清河”时说“骑马往城中去了”;韩爱姐“使八老往城中守备府中探听”,说“你到城中┄┄,讨回帖来”。如果“临清”是个城市,由“临清”去“清河”就不能说“往城中”了。99回写陈经济骑马离开临清大酒楼,“刚走赶进城来,天已昏黑”;陈经济死后,身在“临清”的韩爱姐“一心只要往城内统制府中”,这城指的都是“清河”而非“临清”,若“临清”本身是城市,怎能如此说。可见“临清”只是个码头,不算城市。

据书中描写,“临清”出了事,只有地方保甲问事,没有什么官府,解决问题还要送到“清河”官府,例如陈经济与坐地虎刘二的两次冲突,与杨光彦的诉讼案,都是“清河”官府处理的。可见“临清”是个小地方,隶属“清河”。

实际上临清却是个大城市,清河乃小小县城,正好与书中描写相反。但徐州是个大城市,而房村是徐州管辖下的一个码头,一个村镇,与书中描写相符合。

  房村是徐州管辖下的一个乡镇,位于徐州七乡,是七乡四个集镇之一。它虽然是热闹的运河码头,水陆两便;但它不是城市,只是“鱼米之乡”的集镇。房村的上游是运河咽喉险道吕梁洪,水流甚急。再朝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另一运河天险徐州洪,来往于房村、徐州之间的船只必须通过这二洪险道。大量船只常集中于房村,或求神问卜或稍事休息以备过二洪之险;或刚离险境,惊魂未定,暂作休整,故房村堪称“车船辐辏之地”。《吕梁洪志》山川节中记,“……房村,客舟辏集,居民富庶,亦乐土也。”其情形与《金瓶梅》所写的“临清码头”完全相同。

书中93回还描写了“临清码头”的庙宇情况:“五间大殿塑龙王,一十二尊,两下长廊刻水族,百千万众。……春秋社礼享依时。雨顺风调,河道民间皆祭祀。万年香火威名重,四境官民仰赖安。”这些描写很象房村的河神庙,河神谢绪有功建国,祷无不应,故受到河道民间,四境官民的敬仰祭祀。所祭龙神与《徐州吕梁洪神庙碑》所记相同:“……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祷焉。……徐州有庙曰孚济、曰显济、皆曰龙神。吕梁信天下奇险处也,非神孰尸?非龙孰居?……吕梁为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

  七、“清河”是军事重镇、有两卫军队

  31回写西门庆上任之初,“先拜本府县,帅府都监,并清河左右卫(按:明朝军队建制有卫所之分,一个卫一般管辖五个所)同僚官”。可见“清河”驻有两卫军队。65回写,为了迎接六黄太尉,“地方统制、守御、都监、团练,各卫掌印武宫,皆戎服甲胄,各领所部人马围随”。两卫中的许多军官都是西门庆的朋友,如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夏提刑等。吴月娘是千户的女儿,其兄也是千户。荆都监能管理“清河”以外的济州兵马,吴大舅后任指挥佥事,也能管到济州屯田。书中出现的更高职务的军官还有雷兵备副使、云副参将等。

  清河县实际上只是个小县城,除了县机关,没有其他重要的官府。且弹丸之地怎么会驻有两卫军队呢?实际上连一个“所”也没有,更谈不上卫了。整个山东省内没有一个城市同时驻有两卫军队。

  但徐州符合。徐州历来是军事重镇。“汴泗交流,山岗四合,接齐鲁之疆,通梁楚之道,诚南北之咽喉,攻守之要区也。”(《读史方域记要》)明朝徐州的确驻有两卫军队(每卫辖五所),即徐州卫和徐州左卫,徐州还设有更高的军事机关:参将府和兵备府。参将府“隆庆三年设,奉敕提调徐州、徐州左、大河、宿州、归德、武平、睢阳、陈州、曹州、颖州等卫,滕县……等所官兵及诸民兵。”(《徐州志》)可见徐州参将府管辖范围很广,能管到今山东、河南、安徽等地。

  这参将府即书中所谓“帅府”。参将府最高统帅为参将或副参将(例如万历 24年 3月“起原任广西参将韦国祯为徐州参将”,见《神宗实录》),下设中军守备一员,统兵八百,分驻徐州、宿州、归德。《金瓶梅》中的周守备的职责与此相当,所谓“帅府周守备”,只是说他是帅府中的一名守备,并不是说他是统帅。77回说周守备“转副参”,是说他升任副参将,这才可能是徐州参将府的最高统帅。

  75回写了一个经常出现的军官荆都监,“山东等处兵马都监清河左卫指挥签 事荆忠”,“从某年由武举中式,历升今职,管理济州兵马。”77回写吴大舅升任左卫指挥签事,他管理的屯田也在济州。若以清河为背景就不合理了,清河军官怎能管到三四百里外的济州呢?以徐州为背景就合理了,徐州参将府管辖范围极广,北至山东鄄城、曹州(今菏泽)、滕县一带,济州在此范围内,徐州军官应能管到离徐不上百里的济州。78回写荆都监“新升东南统制兼督理漕运总兵官”,东南一般指由徐州至淮安段运河区域,因为这段运河的走向是东南方向。据《明史》卷79载,“景泰二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凡岁正月,总漕巡扬州,经理瓜、淮过闸。总兵驻徐、邳,督过洪入闸(按指过徐州洪和吕梁洪,入山东漕闸)……。”徐州的军官升任驻徐州的漕运总兵是合理的,漕运总兵官绝对不可能驻在清河。79回写荆总兵“出月往淮上催攒粮运去也”,与上述《明史》记载相符,总兵去淮上催攒粮运,并督理粮运过二洪、入山东闸河,时间(书中也是正月)与任务均合。

清河”是军事重镇、驻有两卫军队的描写,再次证明“清河”只能是徐州。

  八、“清河”南门外特别繁华

  从《金瓶梅》的描写来看,“清河”南门外特别繁华。《金瓶梅》中大量故事牵扯到南门外,多数以门外称之,其它三门即使提到,也都是贫穷景象。西门庆的许多朋友也住在门外,孟玉楼的原夫,贩布、染布的杨家就住在南门外,门面四间、到底五层。47回写苗青害了苗员外,将货物运到“清河”南门外官店里,住在狮子街王六儿隔壁的乐三就在该店当经济人;欠西门庆几百两银子的徐四的店铺也开在门外;李瓶儿死后西门庆让人拿一百两银子去门外卖麻布和孝绢,可见这些商店也开在门外。真正的清河县南门外历代都不繁华,南门外特别繁华是徐州的显著特征。

  徐州“三面阻水,即汴泗(按:明朝时期,黄河占据汴水、运河借用泗水)为池,独南门可通车马”(《徐州府志》卷16),又因为从运河来的南方货物常在房村起旱装车,从城南运来徐州,更因为徐州的最大危险是水患,城内的地势低于黄河水面,而城南有山,地势高,有钱人的住房多在南门外,许多商店也都设在南门外,储运漕粮的广运仓也在南门外,致使徐州南门外特别繁华。象徐州这样唯独南门外繁华的特征,在运河沿岸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按《金瓶梅》的描写,“清河”与外界的往来都经过南门。例如36回写蔡状元和安进士停船在新河口,却在永福寺借宿;49回写蔡御史停船在新河口,来西门庆家做客,西门庆在南门外的永福寺为他饯行。这些都说明,他们停船在新河口,却从南门进出。新河口在“清河”城东北50里,船停在城东北的新河口,人却不从北门或东门进出“清河”,反而绕道南门,这是为什么呢?这种写法正是为了表现徐州“三面阻水,……独南门可通车马”这一特征,由于徐州北门和东门不通车马,且南门外特别繁华,故骑马坐车者(即便是由城东北方向来的)都由南门进出。

  不仅如此,由于徐州城南有山,地势高,可避水患,徐州有钱人的坟地也多在城南山地。《金瓶梅》中的坟地也是如此,如西门庆、周守备、李瓶儿、官哥、陈经济、潘金莲等人都葬在南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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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与《徐州志》

《金瓶梅》与《徐州志》   

《金瓶梅》是一部很不容易真正读懂的小说,玄机隐言,暗藏春秋;书中有书,耐人寻味。关于它的作者、写作时间、写作动机、地点背景等一直都是未解之谜。四百年间,令文人读之欲言难尽,欲罢不能。清朝评论家张竹坡称之为“天下第一奇书”,认为“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的”,书中“到底有种愤懑的气象”;鲁迅盛赞《金瓶梅》世情第一,“无以上之”;很多评论家感叹地说它“混身是谜”。  

 例如《金瓶梅》中的山东地面比实际扩大了,北边扩大到“清河”、扩大到河间府,扩大到冀南,还把沧州也写作山东沧州(27回),这样就把清河以北、沧州以南的大片河间府地区都包括在山东地面之中,明朝沧州和景州都属北京河间府;南边扩大到徐州,而且把徐州硬说成“山东八府”之一。其实当时山东只有六府:济南、东昌、青州、莱州、登州、兖州,洪武七年后东平只是兖州府下的一个州,把东平府算作山东一府来源于《水浒传》。这些地理关系上的故意改动,意图又何在呢?该怎样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才能揭开该书众多四百年未解的悬疑和谜题呢?

  历史地理线索的真实性

  书中大量出现的运河重大历史事件、运河码头以及水运交通细节和人物对话中的地理描述,表现了《金瓶梅》所提供的历史地理线索的真实性和一贯性,都是明代晚期真实历史事件的表现。因此,《金瓶梅》中场所叙事所提供的历史地理线索,理所当然成为《金瓶梅》研究的重要依据。

  从历史地理的真实性线索来看,《金瓶梅》中涉及了大量真实的地点和标志性的历史地理事件。它的故事地点称为“山东清河县”,众所周知,《金瓶梅》前五回的故事几乎全部是承袭《水浒传》的,但却偏偏将故事地点由《水浒传》中的“山东阳谷”改为原本不属山东的“清河县”,硬说清河县隶属山东省东平府。这一写法明显与历史事实不合,假托的背景朝代宋朝没有山东省的建制;真实背景朝代明朝虽有山东省的建制,但清河(今属河北)不属山东而属北京。既然《金瓶梅》声称用山东省作为故事的大背景,为什么不选用阳谷、临清这些山东城市作为故事地点,却反而选用了个不属山东的清河了呢?其实这一写法恰恰表明:《金瓶梅》的故事原本就发生在不属山东的地方,同时作者也明白的暗示,“清河”是个代号,不是真实的地名。

  书中故事情节表明“清河”既在京杭大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不远(如71、72回西门庆黄龙寺避风,91回李衙内籍贯描述等)。明朝嘉靖、万历时期,黄河的流迹与今不同,当时的黄河途经山东南边境,在徐州“夺泗入淮”,明代整个山东都在黄河以北。91回写“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就是枣强县,这句话已经为“清河”准确定了位。如果以枣强为中心,按地图比例以六七百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弧,就会发现:这弧与运河相交处(因为“清河”在运河旁)正好在明代的徐州。

  事实上,《金瓶梅》对“清河”的地理特征在第 1 回即明确为“河东水西”。众所周知,《金瓶梅》前6回抄自《水浒传》,但《水浒传》原文并无“河东水西”这一具有特征性的词句,这无疑是《金瓶梅》作者特意增加的,其意显然是借此四字来界定他所写的“清河”的真实位置。据《词海》记载:“黄河下游的主流东出徐州进入泗水”(参阅 “黄河故道”条),可见徐州是在西东流向的黄河的最东端,泗水之西,岂不正是“河东水西”!《词海》还记载万历初,“徐州黄河成为黄河下游唯一河道。” “河东水西”的位置指向,更加无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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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回写运河十二个码头“皆毁坏废圮”,“南河南徙,淤沙无水”。据《词海》记载:潼关以下由西向东流的这段黄河自古即称“南河”(见南河条),可见“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明朝黄河南徙发生在万历24年秋(1596),持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些历史都真实的表现在《金瓶梅》书中。又如《金瓶梅》书中十余次写到运河上“新河口码头”,很多人把它理解为一个普通“新开的河口”的简称,实际上,它是明朝万历年间,徐州新开的黄河与运河交汇口,开成于万历11年,载于史册(如《神宗实录》的公文中和《徐州府志》)。通过黄河、运河与叙事场所位置关系的比对,非常有助于定位叙事场所。《金瓶梅》后三十回中集中大量地反映了万历29年(1601)的历史事实,没有出现万历30年(1602)后的历史大事。研究表明,《金瓶梅》的写作应在万历11年到30年之间(1583~1602)《徐州志》的印证  

 再回头来看《金瓶梅》,事实上,作者王寀竟早已赫然在行文中有正式的署名:第77回写的《爱月美人图》题诗下有“三泉主人醉笔”的署名,这是书中出现作者署名的唯一处,其它多次提及别人绘画诗作的情节都明显回避交代作者署名,并紧接着解释“三泉主人是王三官的号”。为了让读者记住这个着墨不多的人物,特意在第42回写王三官向许不与先生借钱上武学,写了一个荒唐滑稽令人印象深刻的借据,达到“三限”才还钱:头一限,风吹辘轴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鱼儿跳上岸;第三限,水里石头泡得烂。这是一个看似费解的借据,用意正是为了强调这个王三官的出场不凡。不仅如此,作者生怕王三官被淹没在书中众多的人物之中,还两次交代三泉主人就是王三官,多次交待王三官的真名叫王寀,如此三番五次交代姓名的只有此人,可见其人的重要。至此谜团豁然开朗,《爱月美人图》可以理解是《金瓶梅》的别名,《爱月美人图》上的题诗相当《金瓶梅》的代序言,书名、序言、作者署名三者俱全,一样不缺。可见,王寀正是《金瓶梅》作者。   

《金瓶梅》所有具体地理特征和环境描述,表明《金瓶梅》采用了“明托清河,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这说明徐州和《金瓶梅》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联。作者既想写徐州,又不敢直接写徐州,其意正是为了告诉读者:徐州与作者之间有重要关联。作者的历史资料,应该可以在徐州的明代晚期历史记录中找到。

果然,在万历五年《徐州志》卷二[职官]判官的栏目中,我们找到了一个与故事人物同姓同名的历史人物王寀的历史资料:王寀,直隶景州人,监生,万历元年任。   

卷三[河防]栏中记载:隆庆六年都御史潘季驯勘议沿河筑堤,添设府同知一员于淮安并管之,其本州则仍旧管河判官一员,建署茶城以统两岸之上流;新添管堤判官一员,建署房村以统两岸之下流。

  清朝同治年间编的《徐州府志》补充说:徐州判官有两个官厅,上河厅驻新河口。这是因为万历十一年后,黄河口改在垞城东八里的新河口。《金瓶梅》写作于万历十一年之后,所以故事只能写新河口,而不会写垞城,这符合《金瓶梅》出现的背景年代。

  又根据明朝隆庆六年和清朝康熙11年编的《景州志》查知,王寀是纳贡监生,曾任鸿胪寺序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王寀历史资料的每一条都与《金瓶梅》特有的写作内容完全吻合,许多难以解决的谜题均可通过王寀的历史资料得到合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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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徐州志》卷三[河防]栏中的记载可以知道:隆庆六年徐州因沿河筑堤才新设了一名管堤判官,在此之前徐州同时在任的判官只有两名。由《徐州志》卷二 [职官] 栏的记载可以看出:万历元年同时在职判官是萧梅、余国英和王寀三人,王寀位列第三:
  
萧 梅 江西龙南人 监生 隆庆六年任   
余国英 浙江四安人 监生 万历元年任
王 寀 直隶景州人 监生 万历元年任
  
这样,王寀便具有了别人不可能具有的特征:他是徐州第一个第三名判官。人们自然会称他王三官,作者在《金瓶梅》故事中有意把王寀独有的这个特征写在故事人物身上,暗里伏下自己真实署名的不二印记。

  这显然是《金瓶梅》作者既定的写作方针:仰仗《徐州志》解密《金瓶梅》。作者深知史志的记忆是永存的。地方志能补充国家史籍之不足,记载更多的地方人物和地方历史。作者为了避免直接署名《金瓶梅》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政治迫害、或其它窘境),又不甘心自己被遗忘在一生心血所凝聚的著作背后,因此把自己真实的印迹隐藏在《金瓶梅》之中,希望后人能够仰仗《徐州志》传承的历史资料的有力旁证找到并证明自己,还原历史之真实。由此可见,王寀在写作《金瓶梅》时,一定知道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有他的历史资料。《金瓶梅》十余次写到的新河口开成于万历11年,表明万历元年任徐州判官的王寀完全具备条件,能够知道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有他的历史资料。

 有了作者王寀的历史资料,《金瓶梅》书中的大量未解之谜都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前文提到的为什么将山东六府硬说成八府,非要把北边的北直隶景州(今河北)和南边的南直隶徐州(今江苏)拉入山东?为什么抄水浒故事,却要把地点“山东阳谷”改成不在山东境内的“清河”,而且还要硬称之为“山东清河”?

原来作者是景州人,在徐州任职多年。王寀家乡在北京景州,清河紧邻景州,且景州部分地区古称清河,用“清河”可以代表景州。王寀的第二家乡是徐州,徐州东门外的泗水又叫清河,作者用“清河”既可以代表作者家乡景州,又可以代表作者的第二家乡徐州(自古就有将徐州称为“清河”的说法),一举而两得。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才将故事地点由山东阳谷县改在不属山东的清河县。王寀的一二故乡一个在北属北京,一个在南属南京。从北京到南京,中间唯独隔个山东省,用山东省作为故事的大背景显然可以兼顾南北,这正是作者选用山东省作为故事大背景地点的原因。

  王寀在徐州出任管堤判官,负责管理运河大堤两岸,当然熟悉运河,从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书中重点描写运河。书中所写的几位明朝进士均与运河有关。例如,“徐州知府”韩邦奇和“兖州知府”凌云翼,曾先后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漕运。“阳谷县丞”狄斯彬,万历初年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南京兵部兼管运河,故亦与运河有关。故事中的“登州知府”黄甲,明朝任管盐的运河判官。王寀是管理徐州运河的判官,有条件与上述运河官员相识,有条件将他们写入书中。

  《金瓶梅》多层次多语义的写作方法、精确巧妙的构思、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以及描摹入微的明代人情世态,使它当之无愧是中国第一奇书,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无价的瑰宝。然而,正是这个世界文学史上的无价瑰宝,若是没有徐州地方志的旁证,它的作者也将永无明确之日,那将是历史的永远遗憾。地方志的重大作用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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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徐州志》解释《金瓶梅》

  《金瓶梅》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可以用《徐州志》完满解释,例如:   

例1:张二官和王三官名称的顺序

  很多实例表明,《金瓶梅》中的很多人物的名字是很有用意的,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命名,来表达某些意思,如卜志道、花子虚等,这一写作方式也被《红楼梦》借鉴。

  《金瓶梅》中西门庆被称为大官人,后来他出任了“清河”提刑官。故事中还有个张懋德被称为张二官,但是他一直没有官职,直到西门庆死了,才通过贿赂手段接替西门庆当上了提刑官,由此看来“二官”的称号起到提醒作者他的职务将是提刑官的作用。果真如此的话,故事中被称为王三官的故事人物王寀,似乎也应该担任“清河”的提刑官才是。可是,直到全书结束王三官也没当上提刑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二、三官的排序呢?当我们在《徐州志》中发现历史人物王寀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时,就完全明白了:因为明朝的判官一职就相当于宋朝的提刑官,如果彼王寀就是此王寀,则王三官的名字就能起到预告他将第三个担任提刑官的作用。只不过他不是在故事中,而是在故事结束后的真实生活中,这更能证明徐州判官王寀是《金瓶梅》作者,不然,怎会这样写呢?   

例2:一、二、三、四泉的排序

  《金瓶梅》故事中还有以泉为号排列成序的四个人物:“一泉”蔡御史,进士出身,选为状元;“二泉”尚柳塘,举人出身;“三泉”王三官;“四泉”西门庆,白丁。这一顺序似乎是按照功名学历的顺序进行降序排列的,一般方志都按这种次序记述人物的资料。由于“三泉”处于“一泉”、“二泉”之后,“四泉”之前,其功名应在“举人”之下,该是监生出身。令人惊异的是,徐州判官王寀不光与故事人物王三官姓名完全相同,特征相符,而且经历也相同。按明朝规定,“府州县学入国学者,乃可得官。” 《金瓶梅》故事中恰好就有王三官借钱上武学的情节,表明王三官的确是府州武学肄业,他具有入国学的资格。看来作者有意藉“泉”号之序来表明自己是监生出身,与王寀‘纳贡监生’的经历非常吻合。

  例3:故事地点中的码头

  《金瓶梅》故事中很多次描写了城市附近的两个码头,一个是新河口,另一个是临清(经研究证明实际是运河上的房村码头),各写了十余次。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除了可以借新河口和房村码头证明故事地点是徐州外,还可以表现作者王寀的判官特征,因为这两个码头恰恰是徐州判官的两个官厅所在地,根据《徐州府志》记载,“上河厅”在新河口,“下河厅”在房村。

  众所周知,《金瓶梅》的故事地点“清河”已经够大、够繁华的了,但后十回作者还要将故事地点由“清河”延伸到70里以南的“临清码头”。这些故事都可以发生在“清河”,何必多此一举转换故事地点呢?这是因为作者王寀作为徐州管堤判官,他的办公地点就在房村(也就是书中‘临清’),那是他极了解的地方,对此码头的有意描述,可以帮助证明他是《金瓶梅》作者。

  另外,第68回安郎中列举了运河上的12个码头:最北一个码头是安陵,它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码头。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小码头呢?因为作者王寀是景州(今河北景县)人,安陵是王寀来往景州乘船必经的码头,故有条件及必要将其写入故事。第19回写蒋竹山 “门前买了些什么景东人事,美女想思套之类”,其中景东乃作者家乡景州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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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为什么要写高阳关的故事

 《金瓶梅》中有许多故事都发生在高阳关,这“高阳关”就是河间府(《辞海》高阳关条注:高阳关在宋代为路名,宋庆历八年所置河北四安抚使路之一,治所在瀛州,后升河间府,今河间)。

  例如,第48、51回写西门庆在“高阳关”上曾纳过三万粮仓钞,明代河间府不是边关,也不管辖清河县,为什么要让西门庆到河间府去纳粮呢?为什么要写周秀在此战死(第100 回)呢?查宋史、明史均无抢夺高阳关的战事记载。

  这就是因为王寀是景州人,景州隶属北京河间府,写宋代“高阳关”就是写明代河间府,其目的是为了表现王寀的家乡。

  例5:武大为什么会托生徐州?

  《金瓶梅》中的武大来自《水浒传》,武大在《水浒传》中没有大名,可是《金瓶梅》却给他加了个大名,叫武植。第100回写:武大托生徐州,其他人都托生北京城内外。托生是迷信的说法,但这只是作者的一种写作方法;托生一词可以解释为托付生命于某处,即在某处生活之意。作者王寀是北京景州人,是因为自身家史才写作《金瓶梅》的,《金瓶梅》原型故事应该发生在他的原籍,所以众鬼魂纷纷托生北京城内外。徐州是作者写作故事借用的故事地点,目的是为了标明作者与徐州的关系,不是原型故事的真正发生地。为了表现作者王寀后来到徐州做官和生活的事实。武大是从《水浒传》借来的人物,与《金瓶梅》原型故事没有真正的关系,无论这个人物托生哪里,都不影响原型故事。君不见,作者专门给武大起个名字叫武植嘛,《水浒传》中武大没有这个名字,武与吾同音,他的名字可以解释为,吾已移植徐州了。   
例6:故事为什么要采用隆庆五年历日

  《金瓶梅》故事中大量采用了隆庆五年的历日,并且将《金瓶梅》故事的结束年代选在隆庆五年(另文证明),就是因为王寀是在此年之后的第二年成为徐州新添的管堤判官。他所写的一切正是自己在徐州开始新生活之前的所有故事。

  关于王寀在地方志中的历史资料对《金瓶梅》文本中令人迷惑之处的解释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金瓶梅》作者还专门在故事中写下了两个干支谜,只有用《徐州志》记载的王寀的历史资料才能合理解释,这也是确证《金瓶梅》作者的关键资料,限于篇幅,另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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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11-09-03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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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故事背景是徐州?作者是徐州判官?

“西门庆住少华街,李瓶儿住青年路,徐州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小说作者是曾在徐州当过判官的王寀。”《金瓶梅》研究学者、已退休的徐州师范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李洪政将20多年的潜心研究的成果结集成《金瓶梅与徐州》一书,现已由徐州矿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曾在商务出版社出版《金瓶梅解隐》专著的李洪政副教授经过自己二十多年的研究,通过对小说中所描述的地理名称和现实中地理位置比对,发现金瓶梅所描写的故事地点不是作者所写的山东清河,而是暗指徐州。在《金瓶梅与徐州》书中,李教授更为详细地论证了《金瓶梅》与徐州的关系。他认为《金瓶梅》一书的作者应该是明代万历年间曾在徐州做过判官的王寀即是书中的王三官。在故事中,西门庆被作者安排的住所是现在位于徐州市中心的少华街,徐州青年路旁边则有李瓶儿的一处住所。


[黄河和运河]:

前面已经证明“清河”实是徐州,它既在京杭大运河(即泗水)旁,又在黄河南岸边。黄河在徐州的新河口“夺泗入淮”;新河口离徐州城约四五十里。当年的徐州城墙现在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徐州市已经大大扩大了,北关的黄河故道就是万历24年黄河南徙改道后的黄河,东关的黄河故道就是当年的运河,运河向北的通道和新河口由于“黄河南徙”早已湮灭,不复存在。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在徐州市内的东北角,离城市中心比过去更远。

[徐州洪]:书中写到秋末冬初的徐州洪。但见一派水光,十分阴恶。

    万里长洪水似倾,东流海岛若雷鸣,

    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谁不惊?

徐州洪是京杭大运河中的险道之一,书中描写如实。如今由于黄河已经改道,京杭大运河也不再经过徐州洪,如今的徐州洪当年的威风已不复存在,它已经这样小,这样平静,这样软弱无力了,由一个欢蹦乱跳的青年已经蜕化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年了,充分反映出时光的无情和世事的沧桑。

[县前街]:《金瓶梅》开头五回是抄《水浒传》的,《水浒传》中武大住在紫石街,故《金瓶梅》开始仍让武大住在紫石街(第1回),旋即让他“移到大街坊张大户家临街房”,后来又搬到“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最后搬到县门前典了两层楼房居住,又说“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照旧卖炊饼。”(第1回)西门庆在潘金莲的门前,“踅过东看一看,又转过西去”(第2回),可见县西街是东西方向的。

第2回写西门庆“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这虽然是《水浒传》的说法,但《金瓶梅》作者接受了这个说法,没再改变。第8回写王婆到西门庆家门口,听说西门庆不在家,“这婆子拜辞出县前,来到东街口……”,可见西门庆住的是县前街。书中写李瓶儿住在西门庆隔壁,第13回写西门庆在李瓶儿门首咳嗽,“ 一回走过东来又往西去”;18回写西门庆“打马正望家走,到于东街口上,撞见冯妈妈从南来。”均证明县前街是东西方向的。第33回又写韩道国家住在“县东街牛皮小巷”,可见,作者把县前街分成县前、县东和县西三个部分。

《金瓶梅》是以县前街为主要场景写作的。

徐州有个彭城县衙(元朝就有),在今少华街上,即今日徐州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看来,书中的县前街指的就是今天徐州的少华街,《金瓶梅》的故事场景就在这里(只是故事场景所在地,不能说西门庆人物原型就住在这里)。徐州县前街的确是东西走向的,它完全符合书中的环境描写。例如,17回写西门庆在周守备家拜寿,玳安“到日西时分又骑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见冯妈妈。”据明史记载:徐州参将府驻在西察院,即今少华街西街口之西、淮海路上的展览馆;而徐州左卫驻在城的西南隅故河南侯陆聚宅。无论守备府在其中哪一处,方向均合。

由于少华街上的房屋多数已经改造,按照书中的描写,西门庆家的房屋邻街门面房有七间,到底五层,四层院落,有大厅、二厅,厅旁有花园,第三层院落堂屋是吴月娘住房屋,李娇儿住东屋,孟玉楼住西屋。当年徐州县前街上有不少这样的房屋,现在少华街上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户部山上有许多保存较好的明、清民居,徐州民俗博物馆的房屋结构就与《金瓶梅》描写的西门庆的院落大约相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大街口与南门……东门在大同街东首,今卫戍区西墙内侧;西大街即今日的中枢街,西门在西大街的西首,今医学院附院西大门内侧;南大街即今彭城路南段,从东西大街与南大街的交叉口向南走约七百米便是南门,南门在泛亚大厦附近;北大街即今日的统一街,北门在统一街北端,牌楼附近。统一街今已被开辟成彭城广场,直到百货公司东侧。显然北大街与南大街不在一条直线上,北大街向西平移了约一百米,由东西大街与南大街的交叉口到东西大街与北大街口的交叉口之间,大约有一百多米的距离(约相当今日彭城广场南部广场南侧的道路),这一段应该就是书中所说的大街口。

上述发引的队伍,领头的刚刚转过大街口往南走,准备出南门,扶棺的才走出县前街的东街口,可见发引的队伍之长;随后迤逦出南门。

[府县同城]:65回写六黄太尉由运河上岸坐八抬大轿,吹吹打灯,“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来到“清河”县城里西门庆家。实际上东平府距清河县约三百里,离东平最近的县也在百里之外,轿夫走一天也难到达。其实,这并不是作者无根据的夸张,知道“清河”是徐州便好理解了。徐州州衙(《金瓶梅》称徐州为府,徐州州衙就相当书中的徐州府衙,所谓东平府说的也是这里) ,在州衙的西边,相距二里许,恰能符合《金瓶梅》的描写。由南门进城,先到府后到县,其间的确要不了多少时间。

[察院]:49回写宋御史驻节东平府察院,次日与蔡御史一起坐轿到西门庆家,饭后又返回察院。一日之间坐轿走了个来回,可见这察院离“清河”的县前街不能远,它不能设在 “东平”州,只能设在“清河”里。西门庆为了贿赂宋御史,将桌席连金银酒器都装在食盒内(行贿者的手段巧妙,至今亦然。它反映了明朝吏治腐败之史实),共有十抬,送至察院。更加表明这察院离西门庆居所不远。51回写安、黄两主事来拜西门庆,乘轿喝道而至,吃酒后还要到东平府胡大尹处赴席(赴席后还要回家),证明这胡大尹的住处也不能在“东平府”里,只能在“清河”县里,离县前街不能远。知道“清河”是徐州便好理解了,徐州的州县两衙都在城内,察院也在城内(今中枢街察院故址),坐轿往返,确如书中所言,十分方便。

[燕子楼]:92回有首诗写到燕子楼:“多情燕子楼,马道空回首……”,这燕子楼是徐州的著名景点,原在徐州城内西北隅,后被烧毁,明万历21年重建,位于西马道的北首。“多情燕子楼”的说法取典于唐朝关盼盼的故事,身在徐州的作者既熟悉这个典故,又看到马道旁的燕子楼,自然能写出这首诗,这诗与清河背景完全不能契合,只能与徐州的地理环境相契合。由于城市的改造,现在的燕子楼改建在云龙公园内。

[太山]:35回写白来抢拜访西门庆,他“头戴着一顶出洗覆盔过的恰如太山游到岭的旧罗帽儿”。这里说到的“太山”并非山东泰山(许多在徐州不久的人,常把“太山”误写成“泰山”),而是徐州城南的太山,它孤零零形如帽儿,其北坡有石级道由下而上直贯山顶,颇似浆洗过的旧罗帽儿折出的一道贯顶襞痕。这个形容非常逼真,若非十分熟悉徐州的人,断难写出;身不在徐州的人也想不起来这样写。至于东岳泰山,其形状绝对不象帽子。

[狮子街]:第14回写花子虚因遭官司,将家搬到狮子街上来,李瓶儿改嫁西门庆后就将这房子交给了西门庆。这狮子街的名称是从《水浒传》的狮子街大酒楼假借来的,其真实背景是:狮子街东街相当今日的青年路,狮子街西街相当今日的文亭街。

15回写李瓶儿邀请吴月娘等人来狮子街楼上观灯,可见灯市设在狮子街上。15回又写“西门庆同应伯爵、谢希大两个在家中吃了饭,同往灯市里游玩,到了狮子街东口(按:从下文看应是狮子街西街的东口),西门庆因为月娘众人,今日都在李瓶儿家楼上吃酒,就不往西街(按:可见狮子街有东、西街之分)去看大灯(按:可见灯市在狮子西街和南大街上;狮子街也是东西走向的),只到卖纱灯的跟前就回来了。”第24回写潘金莲等人正月十五走百病,从县前街出来, “须臾走过大街(按:从后文看这里指的是大街口)到灯市里(按:还没到狮子街就已经到了灯市里, 可见南大街就是灯市,一直延伸到狮子街里)…… 迤逦往狮子街来……。”这些描写均符合徐州相应街道的位置。

[杏花村、石佛寺]:89回写吴月娘等去上坟,上坟后吴月娘见大妗子没轿子,都把轿子抬着,后面跟随不坐,领定一簇男女,吴大舅牵着驴儿,压后同行。踏青游玩。“三里抹过桃花店,五里望见杏花村。只见那随路上坟游玩的王孙仕女,花红柳绿、闹闹喧喧,不断头地走,偏趁着日暖风和,寻芳问景。”正走之间,“远远望见绿槐影里一座庵院,盖造得十分齐整。但见:

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五间大殿,龙鳞瓦砌碧成行;两廓僧房,龟背磨砖花嵌缝。前殿塑风调雨顺,后殿供过去未来。钟鼓楼森立,藏经阁巍峨。幡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木鱼横挂,云板高悬。佛前灯烛荧煌,炉内香烟缭绕。幢幡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宝盖相连,鬼母位通罗汉院。时时护法诸天降,岁岁降魔尊者来。”

吴月娘便问:“这座寺叫做甚么寺?”吴大舅便说:“此是周秀老爷香火院,名唤永福禅林。前日姐夫在日,曾舍几十两银子在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这般新鲜。”月娘向大妗子说:“咱也到这寺中看一看。”于是领着一簇男女进入寺中来。

书中对永福寺的上述描写完全符合徐州兴化寺的状况。

徐州的南门外云龙山上的兴化寺,又名石佛寺或大佛寺。它建在云龙山第一节山的东坡上。那时离云龙山不远处有个永福仓,作者可能因此在书中将兴化寺改称作永福寺。云龙山共有九节,蜿蜒于石狗湖(现在叫云龙湖)旁,在云雾缭绕中婉如一条游龙。石佛寺的大佛殿依山为后墙,只垫起三砖。民间说法,三砖殿丈二佛,即言此殿之奇。

相传,北魏拓拔焘驻军彭城时,其士卒中有人在闲暇时,于云龙山东麓,依山就石刻成巨大的西方接引阿弥陀佛头像,后代塑接佛身,明洪武间胜吉和尚缘山修殿复像,成就大佛殿。宣德间毁于火,像无损。成化间,太监高瑛议重修,僧文安募化重建大殿。配以罗汉殿、钟楼、鼓楼和三门禅院。据说那大佛头上还有三颗舍利呢!一千多年来香火盛行。

十里杏花村离兴化寺不远,它是云龙山西的著名景点,曾被苏东坡写入诗中。云龙山上的大佛寺香火极盛,每逢佳节,人烟热闹,完全符合书中所描写的场景。加之,徐州有钱人的坟墓多在城南,每逢清明节,云龙山前上坟的人络绎不绝,与书中的描写完全符合。上坟的人回城的时候要经过杏花村和云龙山,会隐约看到兴化寺,与书中的描写完全相同。直至今天亦然如此。

兴化寺又名石佛寺,书中曾多次写到石佛寺。例如24回写,李瓶儿对冯妈妈说:“你是石佛寺长老,请着你就张致了!”由这话可以看出,石佛寺是一个香火盛行的大寺。37回再次说到石佛寺。但是,书中没有直接描写石佛寺,只是描写了南门外的永福寺,它是《金瓶梅》中的第一大寺。其实,这永福寺就是徐州的石佛寺。

[长堤、酒搂]:90回写吴月娘等“离了永福寺,顺着大树长堤前来,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楼下边,人烟热闹,拣高阜去处,那里幕天席地,设下酒肴,等侯多时了……众人坐下,正饮酒,只见楼下香车绣毂,往来人烟喧杂,车马轰雷,笙歌鼎沸。月娘众人围着高阜,把眼观看,看见人山人海围着,都看教师走马耍解的。”这一段文字描写牵扯到寺庙、大树长堤、杏花村酒楼、高阜等几个相连的景点,与徐州的情况正好符合。徐州南门外云龙山前,为了防洪万历年间修了一个环城大堤,从云龙山前起,迤逦往西而北、而东、而南,围城转一圈,而复至云龙山前,全长二千零六十四丈,高一丈、宽二丈。可见其宽广,云龙山前更是宽广,足够走马卖解。现在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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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金瓶梅里的清河县到底在哪里?
帖子发表于 : 2011-09-04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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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11-08-31 19:35
帖子: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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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事的情节描述和清河县的繁荣程度,只有杭州最合适。

杭州是个大城市,烟花柳巷,寺庙道观极多,僧尼道士遍地都是。

金瓶梅里,清河县的庙宇很多,妓院更多,显然不是一个小县城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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